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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5-11-03 来源:历史数据 本站编辑:历史数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准确理解、深入贯彻《建议》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更好发挥制度优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一、充分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这深刻揭示了改革对于发展的重大作用和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作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判断,引领推动了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格局到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动力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把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贯通起来,发挥改革的关键一招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我们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在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方面深化改革,加强系统集成、精准施策。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眼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聚焦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发力。在改革有力推动下,我国发展难题逐步破解,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发展优势不断彰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在改革中形成的,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是在改革中破除的,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也是在改革中逐步实现的。

“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必须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建议》有关改革安排同三中全会部署在目标指向上一以贯之、在重大部署上接续递进。我们要统筹把握,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深入。



二、科学把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建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七个方面部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我们要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改革部署和要求,更好统筹改革和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改革,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实体经济强是我国发展优势所在、根基所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因此,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议》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都是我们谋划和推进改革的重点。按照《建议》部署,要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健全政策体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围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改革,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为此,《建议》提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从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效破解制约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各种梗阻,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改革举措。我们要结合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统筹推进,特别是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三)围绕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建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此,在大力提振消费方面,要突出抓好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等改革举措。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要推动改革朝着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等方向发力。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要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要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要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

(四)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建议》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具体要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二是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三是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五)围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别国越是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我们越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合作规划统筹管理。

(六)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深化改革,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强调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陆续到期,要抓好再延长30年试点,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坚持精准帮扶,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

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七)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在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后五年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建议》部署一系列改革举措,重点是加快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



三、抓好有关改革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一)坚持正确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建议》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建议》有关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加强统筹协调。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统筹谋划、接续推进改革任务,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做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需要在2029年完成,也就是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内完成。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统筹好两次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合理安排改革先后顺序、推进节奏、出台时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工作协同,增强改革取向一致性。

(三)鼓励探索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我们要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全力以赴把党中央确定的原则、明确的举措、提出的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同时,要紧密结合实际,找准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改革举措,防止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

(四)确保改革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要盯住最难啃的硬骨头精准发力,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改革落实机制,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推进机制,加大督察问效力度,用好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手段,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来源:人民日报
赵磊:“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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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外部因素
2025-11-17 来源:历史数据 本站编辑:历史数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调整,局部冲突与军备竞赛交织蔓延,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多重冲击;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曲折乏力,通胀压力、金融波动等风险传导效应凸显;国际规则体系博弈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带来诸多制度性障碍。这些交织叠加的外部变量,对我国 “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风险应对要求。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与全球安全环境恶化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安全形势最突出的表现是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2025年6月,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是近80年来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最多的一年,全球36个国家共发生了61起冲突,其中一些国家同时发生数起冲突,今天的世界更加暴力,也更加分裂。乌克兰危机自2022年2月全面爆发以来已持续近4年,成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最严重的军事对抗,它已不再是地区性的孤立事件,而是成为国际安全的“晴雨表”,在欧亚大陆上制造了一个难以愈合的“开放式创口”。

地缘政治的动荡、蔓延对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构成了基础性威胁。其一,冲突直接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威胁我国大宗商品进口安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触发全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大国博弈等连锁反应,导致关键物资供应中断、国际航道阻断风险加剧,推高我国经济发展成本。其二,动荡环境挤压我国战略运筹空间。在非洲、南亚等地区,海外中资企业频繁遭到各种形式的暴力群体性事件。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时面临更多地缘政治干扰,海外利益保护难度不言而喻。其三,安全困境削弱全球发展合作基础。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相互交织叠加,导致经济发展重要性紧迫性同发展环境脆弱性紧张性之间的张力持续扩大,使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多边主义方面面临更复杂挑战。其四,频发的地缘冲突会诱发极端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对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我国必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折冲樽俎,其难度和风险显著增加。我国虽然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但动荡的外部环境无疑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如同在日益破碎的世界版图上一边弥合分歧,一边增强自身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塑造力。

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冲击全球经济秩序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美国政府在“本国优先”的执念下推动一系列单边关税政策,严重冲击全球经贸秩序,频繁“退群”致使全球治理失序失灵,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因贸易壁垒而放缓,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更加乏力。其直接后果是2025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延续了两年来的低迷状态,此次下降主要受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其跨境并购下降了18%,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投资者对全球政策稳定性的信心。

这一趋势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外部挑战。首先,我国的外贸体系遭受直接冲击。作为中国经济“挑大梁”的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贸易大省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些省份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中美经贸摩擦的最大承压区。保护主义壁垒不仅直接削弱了这些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并对全国制造业体系和民生就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其次,有些国家对美国选边站,或对单边霸凌主义行为采取绥靖与妥协政策,导致贸易关系紧张升级。例如,墨西哥拟对中国等国征收50%关税,这样看似“自保”的行为相互传染,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外部条件正在急剧变化,单边主义的蔓延使得我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难度加大。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进程充满不确定性,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治理时面临更多制度性障碍。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这种保护主义倾向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相互交织,迫使我国必须同时应对短期市场冲击和长期产业竞争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要稳住传统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要在新兴领域抢占制高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保持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这些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推进对外开放,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继续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与发展失衡加剧

全球经济的深层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动能的衰弱。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态势日益明显,全球贸易增长持续放缓。世界贸易组织10月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从4月预估的2.5%大幅下调至0.5%,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全球经济正在显示出增速温和放缓的迹象,且这一趋势将长期保持。这种增长乏力的背后,是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滞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增长引擎如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全球经济正陷入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的困境。二是发展成果的严重失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人类发展进程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放缓,2024年全球所有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均陷入停滞,贫富国家间的差距正在持续扩大。对于处于全球发展链条末端的国家而言,困境尤为深重,致使经济规模较小且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国家在分化的全球经济中逐步被边缘化。这些国家将面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恶化的债务危机以及“无就业工业化”现象的蔓延,正在形成多重发展桎梏。

全球经济的疲软与失衡从宏观需求和合作环境两个层面影响中国。首先,全球总需求的萎缩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停滞,意味着国际市场空间收窄,这将长期制约我国外贸的增长潜力,与我国正在发力的高水平开放形成对冲。尽管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出口强劲,但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刚性约束。其次,全球发展桎梏的加深,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以极端方式如“资源民族主义”等来解决发展困境,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因就业、物价等问题引发严重的国内骚乱、动荡。合作伙伴国的债务危机和政治不稳定,会直接增加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影响共建“一带一路”的质量与效益。最终,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困局放大了深度合作的难度。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在“十五五”时期需要在帮助破解全球发展困境与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大国博弈复杂激烈深刻牵动国内发展

大国博弈的新变化在于其强度与深度的全方位演进。这种博弈态势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博弈领域从传统安全向经贸、科技、规则制定等全方位扩展;二是博弈方式从间歇性摩擦向常态化竞争转变;三是博弈影响从国际层面向各国国内经济社会领域深度传导。2025年前三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5.6%,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6.9%。中美贸易数据的急剧下滑不仅反映了关税措施的直接冲击,更揭示了大国博弈的激烈复杂程度。与此同时,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手段加强对华技术封锁,而我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创新体系积极应对,2025年我国首次跃居全球创新指数第10位,成为首个进入创新指数前十的发展中国家,标志着中国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型势头。同时,全球数字化浪潮推动数字权力兴起,引发大国从传统物理域、信息域进入认知域竞争新场域,从“技术突破”进入“体系竞争”新阶段。这些变化表明,大国博弈已从战略层面的角力,全面渗透至经贸往来、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等实务层面,成为一种需要常态化应对的国际环境特征。

激烈的大国博弈体现在其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传导上。首先,博弈的外在压力直接转化为国内的经济压力。对美贸易下滑使国内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业形势面临严峻考验。其次,这种外部压力正在倒逼将发展立足点短期内转到内部循环上。最后,这场博弈正在加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层变革。一方面,外部科技封锁的压力强化了内部攻坚攻关的决心。另一方面,通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正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变革的实质,是要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通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筑牢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的根基。〔作者:赵磊,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学习时报